□王超亚
创新平台是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的关键基础，是集聚各类创新资源要素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省创新平台建设持续加快，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相继获批建设，截至2020年末，全省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6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97个、国家级工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9个，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创新平台体系，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国内先进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十四五”时期，我省加快国家创新高地建设，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地区经验，牢牢抓住搭建一流创新平台这个基础任务。
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
围绕支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有效整合集聚各种创新要素，布局构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功能服务”各环节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一是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北京市瞄准量子通信、区块链、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先后布局20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1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集聚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产出了一批世界级重大原创成果。四川省高水平组建天府实验室，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等，高起点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二是系统谋划高水平产业创新平台。浙江省高标准推进杭州、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环杭州湾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科技创新中心和新材料国际创新中心。重庆市围绕优势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采取“一区多园”模式，引进产业示范基地、大科学中心等重点项目100多个，已成为全市科技创新策源地。三是引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浙江省制定新型科研组织“新锐”计划，培育一批在行业细分领域单点突破、具备国际领先水平、“高精尖专特新”的新型科研组织。广东省支持各类主体创办新型科研机构，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队发起设立专业性、公益性、开放性的新型研发机构，予以最高1亿元支持。
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新模式
欧美发达国家及国内领先省份都把产学研协同创新放在重要位置，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是创新“产学研用”合作模式。美国政府与国内三大汽车制造商共同组成“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PNGA）战略联盟”。日本出台《产学共同研究政策》《人才交流政策》《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政策》《促进大学风险企业发展政策》等政策来促进产学研合作，鼓励产学研三方加入到创新平台建设。二是搭建技术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平台。欧盟依托覆盖27个欧盟成员国和22个非欧盟国家600多个合作组织的技术信息网络，建立起“走访企业—识别技术需求和潜力—寻找合作者—细化支持意见—帮助签订合同”服务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撮合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和行业协会等技术供需双方开展技术交易与技术合作。重庆两江新区通过搭建“明月湖超高精密增材研究院共享平台服务”，联合35家科研院所协同攻关下一代精密打印稳定性问题。三是打造“互联网+”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江苏省将“互联网+”模式创新应用于技术成果交易转化中，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征集和发布企业技术需求、提供和展示专利及技术成果，构建起集技术成果、专利信息、技术需求等于一体的庞大数据库，有效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对接。
强化科技金融结合，加大平台政策支持力度
资金投入是推进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保障，高强度资金投入才能支撑高水平创新和高回报收益。一是政府主导设立创新引导基金。欧盟实施“地平线2020”战略，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保证平台的日常运行和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政府设立专项调节费，用以支持创新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北京中关村在全国率先实施概念验证支持计划，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建立联合基金或项目启动资金池，支持开展区域概念验证项目和组建高校院所概念验证中心，精准对接基础研究成果、可市场化成果与技术需求主体。二是市场主导开展科创风险投资。美国硅谷作为美国风险投资活动的中心，集聚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为创新平台中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与服务。三是完善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湖北武汉市率先在股权激励、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等方面探索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建立机构设立、经营机制、金融产品、信息平台、直接融资、金融监管“六个专项机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搭建了全方位信用服务和政银企沟通合作平台，形成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综合服务“东湖模式”。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平台运营体制机制
通过健全制度保障体系，统筹创新平台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创新平台健康高效运营，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一是创新平台运行管理模式。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会员制形式吸纳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加盟，探索出“多方共建、多元投入、混合所有、团队为主”的多样化建所模式，开展产业相关技术研发或二次开发成果转让。中央企业区块链合作创新平台采取成员合作的方式，由国网电商公司联合20余家中央企业共同发起，依托中央企业资源优势和强大影响力，以开展区块链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构建区块链行业标准体系、探索区块链应用技术引导和规范为重点建设内容，加速区块链产业化、规模化进程。二是创新科技项目组织模式。湖北省按照市场化原则调配优势创新资源，针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实施“科研揭榜制”，引导国内外企业和高校院所科研力量参与研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有效对接。武汉市成立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通过实行“项目经理制”“揭榜挂帅制”和“投资包制”，探索人才、技术、资本融通新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创新人才引育评价体系。山东青岛市坚持“以用为本”，通过建设国际院士港，灵活引进世界各地院士及院士项目，按照“科学城+产业城”布局模式，打造以院士引领为特色的高端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平台。江苏省通过选派科技镇长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形式，推动校地校企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挂职等途径，让人才走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四是完善创新平台考核评估机制。山东威海市借助“1+4+N”创新体系统筹全市创新平台建设，在全省率先实行创新平台打分评级机制，对全市纳入“4”和“N”的创新平台进行绩效考核、动态管理，根据考核结果进行评级和奖励支持，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平台活力。
（作者系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
郑州市信息化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