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五:智慧城市建设热潮助推信息社会发展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是信息化城市发展的新阶段。近两年智慧城市热潮的出现,为推动各地区信息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国外在建的智慧城市数量大约有200 个,智慧城市建设已被许多国家看做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改进城市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也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 年年底,国内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超过150个,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地级以上城市共41 个,副省级城市10个,北京、上海、天津3 个直辖市均提出了相关的规划纲要与行动计划。在分散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省进一步规划实施了智慧城市群建设,有力推动了信息社会建设。
从各地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省、市在信息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从省级层面看,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都较早规划实施了智慧城市建设,其信息社会指数排名在全国31 个省份中位居前三,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北五个省份较早实施了智慧城市群建设,其信息社会指数在全国排名均位居前列。从城市层面来看,一些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成绩突出的城市其信息社会发展往往较好,如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宁波、厦门、佛山、深圳等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通过在智慧基础设施、城市管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带动了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
智慧城市以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技术支撑,以泛在感知的海量信息整合共享作为应用基础,带动了现代信息技术在基础设施、城市管理、民生服务、产业发展中的应用,大大推动了信息社会发展的步伐。1.在知识型经济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高度重视智慧技术攻关、智慧企业运营、智慧产业培育和智慧基地建设。比如,天津已经规划实施智能芯片技术、传感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等的攻关;再比如,南京规划实施了麒麟科技创新园、智能电网基地、智能物流基地建设,加速了知识型经济的发展。2.在网络化社会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重视光纤宽带、无线城市、三网融合等主要信息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以传感终端、物联网络为代表的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程度推进。如深圳已经规划实施了深圳云服务工程,组建深圳云计算中心,构建系列深圳云,形成了辐射华南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能力。3.在数字化生活方面,智慧城市建设涵盖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如江苏扬州规划实施了民生幸福体验计划,开展智能教育建设项目、智能综合视听信息化系统项目等,提升了数字化生活水平。4.在服务型政府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重视政务运行、交通管理、公共安全、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如北京规划实施了城市智能运行行动计划,重点覆盖城市人口精准管理、交通智能管理服务、城市安全智能保障等,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支撑。
趋势六:“宽带中国”支撑向信息社会转型
信息基础设施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光纤网、无线通信网、广播电视传输网、传感网等为依托,以交互方式传送语音、数据、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类信息的通信网络及相关设施。当前,信息基础设施正在加速向宽带化、移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宽带成为信息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由于宽带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加之电信运营商通常处于垄断地位,因此在推动宽带建设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纠正市场失灵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
2010 年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宽带计划实施细则,提出未来10 年的主要发展目标:(1)1 亿以上的美国家庭能使用上平价宽带,并且实际下载速率至少达100Mbps,实际上传速率至少达50Mbps;(2)每个美国社区都能获得至少1Gbps的宽带服务等。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 年年底,全球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宽带战略。
我国也积极推动以宽带为重要内容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加速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加大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着力提升以宽带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2011 年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推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开发。电信运营商也积极跟进,中国电信全面实施“宽带中国、光网城市”战略,并将宽带下乡、拓展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作为重要内容。2012 年3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科技部等八部门共同组织成立了“宽带中国战略”研究工作小组。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实施“宽带中国”工程。7 月,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实施“宽带中国”工程,加快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统筹宽带接入、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络的建设。12 月,“光纤到户”建设成为强制性国家标准。2013 年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宽带中国2013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包括“城市宽带提速计划”、“农村宽带普及计划”、“农村校通宽带计划”、“应用创新推广计划”、“宽带体验提升计划”、“宽带产品研发计划”六项行动计划。4 月,上述八部门又发布《关于实施宽带中国2013 专项行动的意见》。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多措并举提速“宽带中国”。(编者注: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宽带、融合、泛在、安全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正在形成。2007~2012 年,网络基础设施大幅提升(见上表)。2012 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净增902.9 万公里,达到1480.6 万公里,增长了1.56 倍,年均复合增长21%;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净增3596.1 万个,达到26835.5 万个,年均复合增长26%;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净增97373.7 万户,达到182869.8 万户,增长了1.14倍,年均复合增长16%。
此外,电信资费综合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市场竞争程度加深、电信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进一步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电信资费综合价格水平不断下降(见左图),出现了业务总量与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和资费水平连续下降的良好态势。2008~2012年我国电信资费综合价格水平累计下降29%,而同期我国人均收入从9794 元提高到16674 元,“电信购买力”(人均收入/电信资费综合价格水平)增长了60%。
趋势七:17 个城市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
就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言,上海于2007 年、北京于2008 年先后步入信息社会(ISI 均超过0.6)。之后一直到2012 年,依然只有北京和上海处于信息社会“俱乐部”。其余省份中,高于全国水平的有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基本属于东部改革开放先行地区,低于全国水平的有22 个,基本处于中西部地区。
从我国地及以上城市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看,在2012 年重点测算的315 个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厦门、东莞、苏州、广州、无锡、佛山、中山、南京、西安、珠海、杭州、常州、嘉兴、济南等17 个城市的ISI 超过0.6,进入了信息社会初级阶段,占比5.40%;240 个城市的ISI 介于0.3~0.6,处于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占比76.19%;58 个城市的ISI 低于0.3,处于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起步阶段,占比18.41%。其中,东莞信息社会建设水平在全国地级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
这些城市之所以率先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主要原因是:
(1)经济发展(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意味着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更好的基础,同时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往往直接影响着各种信息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水平,这些都是决定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2011 年,上述17 个城市人均收入全国排名均处于前20 位,均值达到22020.13 元(2000 年可比价),是全国水平(11200.97 元) 的1.97 倍(见左下表)。
(2)数字化生活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普遍靠前。如左下表 所示,现阶段数字化生活领域对信息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2012 年,17 个城市数字化生活指数基本占据全国排名前17 位(嘉兴例外),指数平均值(0.692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4133) 67.58%。
(3)17个城市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有效地推动了信息社会发展。这些城市不仅信息化建设起步早,建设经验较为丰富,成效明显;而且在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等地方较早制定或实施智慧城市发展的专项规划,较好推动了物联网相关技术发展、电信业务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认证安全等平台和示范工程,促进了信息社会水平不断提高。
趋势八:中西部面临信息社会跨越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是影响信息社会水平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社会水平呈高度的同步性。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信息社会水平的唯一要素。从地区来看,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与信息社会的同步程度较低,一些省份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发展,与之相反,另外一些省份在信息社会建设过程中则明显掉队。
中西部地区面临信息社会跨越发展的机遇。以陕西省为例,2012 年陕西省经济发展指数为0.248,在全国31 个省份中排第23 位,但其信息社会指数为0.428,在全国排第10 位,表明陕西省信息社会发展状况明显领先于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对全国31 个省份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全国排名的计算和比较可以看出,陕西、山西、四川是信息社会发展领先经济发展程度最大的3 个省份,内蒙古、江西、湖南则是信息社会滞后经济发展程度最大的3 个省份,上述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只要针对自身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就可以在信息社会建设过程中实现跨越发展。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如可以通过借鉴其他省份、城市的成功经验,规避它们走过的弯路,找出既合乎客观规律又适合当地实际的跨越路径;也可以通过直接采用先进技术,达到少投入多产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不同地区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活动日益密切,中西部地区比较容易获取信息社会先行地区及其城市的发展理念、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高起点、加速度推进信息社会的跨越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特殊性实现跨越发展。一是,信息技术存在跳跃性,在现有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应用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比如中西部地区可以跨越传统的ADSL、VDSL等xDSL 铜线接入方式,直接采用更为先进的光纤接入方式。二是,信息技术存在通用性,可以覆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环节和流程。中西部地区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具备发展条件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地区实施重点突破,一旦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就有可能带动其他领域、产业、地区真正实现跨越发展。
趋势九:信息社会发展区域失衡问题非常突出
总体上看,我国信息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东、中、西区域差距较大;二是省际间差距较大;三是省内差距较大。
从东、中、西区域差距来看,2012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均值分别为0.541、0.386、0.358。其中,东部和中、西部落差明显,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均低于全国均值,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51.1%。东部地区中,除海南、河北两省以外,其余省份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省际间的差距来看,北京、上海已率先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而大多数省份刚刚进入信息社会转型阶段。2012 年,各省信息社会指数的标准差为0.108,其中信息社会指数最高的省比最低的省高出约150%,9 个省信息社会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均值为0.572,而其他22 个省份的信息社会指数均值仅为0.372。
部分省内信息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的如广东、甘肃、内蒙古、福建等。有些省份信息社会总体水平高,但内部发展不平衡,以广东为例,2012 年广东省信息社会指数为0.562,在全国排第5 位,其中,有6 个城市信息社会指数均超过0.6,已经迈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深圳最高达0.775,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信息社会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一,但仍有11 个城市信息社会指数低于0.4,占广东省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的52%。有些省份信息社会总体水平低,但省内个别地区信息社会发展水平一枝独秀。以甘肃为例,2012 年甘肃信息社会指数为0.320,其中有9 个城市社会指数均低于0.3,尚处于信息社会起步期,但最高的嘉峪关地区信息社会指数为0.523。
信息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淤经济基础差异较大。2011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 分别为53350 元、29229 元、27731 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5628 元、2373 元、2986 元,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分别为44.9%、34.1%、36.3%,东部地区支撑信息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差异较大。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在信息技术的研发投入、人才储备、创新能力方面优势较为明显,信息技术应用程度较高,以互联网应用为例,2011 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总数为5.16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8.3%,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用户数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53.5%、25.1%、21.4%,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49.9%、30.5%、30.5%。盂政策支持力度差异较大。由于认识水平、客观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地区在推进信息社会建设方面的政策导向、力度等存在明显差异,直接影响信息社会的发展水平。
趋势十:数字包容状况喜忧参半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导致数字鸿沟的最直接原因是“收入鸿沟”,收入较高的人群拥有更多财富来拥有各类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逐渐形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除收入因素外,使用者的信息技能、观念、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扩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扩大,反过来会放大不同劳动者和地区之间在能力、收入、机会等方面的差距。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劳动者之间、地区之间甚至行业之间的数字包容,日益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2006~2012 年,我国数字包容指数不断提高,从0.3372 增长到0.5368。同期,全国31 个省份均实现了数字包容指数的正向增长,数字包容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其中,增幅最高的是西藏,从2006 年的0.1906 提高到2012 年的0.4134,增长了116.93%。
在本次重点测算的315 个地及以上城市中,108 个城市数字包容指数超过0.6,比重为34.3%;介于0.5~0.6的城市有119座,比重为37.8%;介于0.4~0.5的城市有69座,比重为21.9%;其余低于0.4,仅占6.0%。2010~2012年,315座城市中的267座实现了数字包容指数提高,占比高达为84.8%,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数字包容状况得到改善。
尽管数字鸿沟得到明显改善,但城乡间数字鸿沟形势仍较为严峻。在信息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生产生活工具的情况下,全社会有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帮助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拥有基本的数字产品、掌握必备的信息技能、把握住新的发展机遇。当前,传统信息产品的数字鸿沟问题已得到较好解决,全国电视普及率的城乡差距已经较小,2011年我国农村电视机普及率相当于城市的85.43%,东部地区基本超过90%,中西部地区普遍超过80%。不过,人群间信息产品普及情况并不理想,与世界较高水平相比,我国仍有相当多人群未能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等数字产品服务。2012年,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82.6%,达到全球平均标准,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例如美国手机普及率为110%,而在阿联酋,手机数量与人口数量之比约为2∶1;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 相关报告,在固定宽带与移动宽带普及率方面,中国普及率分别为11.6%、9.5%,分别位列第53 位与第71 位,而美国位列第18 位与第9 位。
更严重的是,我国电脑产品的城乡间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峻。2011 年,全国农村电脑普及率仅相当于城市的21.94%,情况最好的省级区域北京仅为60.73%,次之的浙江滑落至42.18%,而上海仅为36.49%。电脑在现代信息技术中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全国城乡间电脑普及率巨大差距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何设计出切实有效的方案,以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社会组织和企业积极配合的方式,降低农民购买电脑实际支出、提高农民信息技能、建设农村信息公共服务点、普及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等,是下一阶段破解城乡间数字鸿沟问题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