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不老,创新常新。创新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过去20年中贡献了全球GDP增长的50%以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成为重塑经济竞争力、重构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伴随着消费升级、政策鼓励和投资业的兴起,中国掀起第四次创业浪潮。而作为推动创业创新的重要载体,近两年我国各地也涌现出大量的产业孵化器,包括大企业平台型、“天使+孵化”型、开放空间型、媒体依托型、新型地产型、垂直产业型和跨国合作型等多种类型,在孵化初创企业和项目,完善区域产业创新环境及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截至2015年底,全国已有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共4875家,成为全球孵化器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有1258家国家级“双创”平台,包括515家国家级众创空间和743家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以及产业园区。2016年,孵化器发展热潮有所回落,从腾讯科技爆出的深圳“地库”孵化器转让潮开始,全国孵化器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的理性回归,政府支持力度也在减弱,考核条件却更加严苛,许多孵化器尚未享受到政策支持及创业红利,已经被资本及政府的双重寒潮淋了个透心凉。全国50%以上的孵化器将在2017年倒闭转让等诸如此类的言论和预测甚嚣尘上。
鼎韬认为,创业带来的创新对中国来说,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创业成功对企业来说是小概率事件,将初创企业孵化为成功企业对大部分区域和孵化器来说也是小概率事件,只有通过创新企业的培育和孵化,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带动区域传统产业升级、加速新兴产业和人才的形成和聚集,才是区域孵化成功的大概率事件。我国创业创新的核心必须要放在产业的创新孵化上来。因此,从长远来看,孵化器浪潮的理性回归利大于弊,在推动创业创新概念深入人心及广泛普及之后,感谢资本寒潮让只会说故事的先退场,更希望政府支持的产业(或者说税收更直接)回归能让创业创新从“云端”回到“地面”。经过这一轮的“疾风暴雨”和“优胜劣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产业创新及孵化模式或将成型,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我国经济的全面转型与发展。
孵化器概念起源于欧美,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并且在经营模式方面也多有借鉴海外的先进经验。目前,全球比较有代表性的产业创新及孵化模式主要包括产业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政府导向型和园区导向型四类,分别以硅谷、纽约、伦敦和新加坡为代表,对我国及各个城市在构建产业创新体系的发展路径中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产业导向型创新模式
纵观全球的几次创新创业大潮,不难发现多发生在经济低潮期,并且往往伴随着科技变革,一个或者几个新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龙头企业的诞生。因此,全球创新体系的第一个典型模式就是产业导向型,其中以硅谷为最典型的案例。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中心和创业圣地,硅谷的发展史简直就是全球IT产业发展的变迁史,早期在国防工业及半导体领域的快速发展中,硅谷凭借低廉的房价和资源成本,快速发展计算机硬件及制造产业,并诞生了诸如惠普、英特尔、苹果等产业巨头;而后,随着软件及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软硬件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又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以及高校、人才和资源的汇集,培育了微软、谷歌、Facebook 等各种全球软件及互联网巨擘。
硅谷产业创新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周边科研力量雄厚的高校云集,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塔克拉拉大学、圣何塞州立大学、卡内基美隆大学西海岸校区等等。硅谷将高校的研发实力、企业运营和金融投资完美的融合为一体。我国多个城市和地区多年来也在推动产学研合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模式上也多借鉴硅谷,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未来还需要在体制创新、合作模式创新以及日常运维方面加强研究和突破。
市场导向型创新模式
不同于产业导向型模式,市场导向型创新中心并没有明显的产业定位和聚焦,而往往是随着城市功能的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所衍生市场需求驱动的,往往集中在金融、文化、服务业等行业,更加适合规模较大的城市重点参考和借鉴。其中,比较典型的城市就是纽约。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2015年全市总人口超过 850 万,纽约大都市圈则有2000万人左右,服务业高度发达,各类科研机构荟萃,金融、法律等中介机构完善。同时,纽约也是全球金融中心和时尚中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6家总部企业位于纽约,并且聚集了哥伦比亚大学、康纳尔大学、纽约大学等一批世界知名高校。因此,虽然没有像硅谷一样的制造业基础,但是纽约在金融、传媒、时尚、医疗等领域也诞生出许多的创新型企业,如wework、Imperative、CultureQ等等。根据2thinknow 的“2015年全球城市创新指数排行榜”,纽约的创新能力名列全球第六。
政府导向型创新模式
政府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细分产业领域,同时也是构成国家及城市产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推动产业聚集与发展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尤其明显。我国本轮创新创业浪潮就是在从重要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发展起来的。而在全球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则是伦敦。伦敦是英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并且在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2010年,英国提出打造“伦敦科技城”计划,以科技产业为核心全面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科技城”项目启动后的五年内,伦敦数字科技领域的企业数量增加了46%,截至 2015 年 6 月员工总数达到近20万,比 2010 年多出 17%,充分显示出政府宏观规划和产业引导的正面效应。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本市原有产业集群的规模化发展,同年伦敦政府还颁布了一项“迷你硅谷”发展计划,将包括奥林匹克公园在内的东伦敦建造成高科技产业中心,命名为“东伦敦科技城”。思科、英特尔、亚马逊、Twitter、高通、Facebook、谷歌等大型公司纷纷入驻。伦敦政府共投入4亿英镑用以支持科技城的发展,制定优惠支持政策,并在新建筑中专门规划建设了产业孵化区,巴克莱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展了针对创业企业的特殊融资服务。当前,东伦敦科技城已成为欧洲成长最快的科技中心。伦敦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在新城建设的规划及发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园区驱动型创新模式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的进程中,产业园区在推动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以及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产业园区在城市发展中更是承担了城市经济内核、企业成长载体、及居民工作生活中心等多重身份,更是城市产业转型和创新的核心抓手。因此,研究园区驱动型创新模式对于我国城市新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范围内,新加坡是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的翘楚,每年政府出台大力度的扶持政策,在中国、印度、东南亚等地积极新建离岸产业园区,重点培育了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通信等科技创新集群。当前,我国一些发展较好的园区如北京中关村、大连软件园等等也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品牌资源输出与园区建设合作。新加坡同我国地理位置及文化相近,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方面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当前引起高度关注和热议的“雄安新区”,在整体规划设计和发展模式方面就带有较强的新加坡印迹。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经历了三次创新创业的高潮,每次的浪潮中都推动了一批新产业以及新企业的诞生。目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创业创新浪潮的核心,并面临着全新的创新环境。
以“大物移云”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变革推动下的“泛IT化”趋势,推动所有产业都在IT架构上重新搭建商业模式、产品/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以供给侧改革、互联网+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拉动了市场创新需求,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兴起和发展。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赢家新国际化浪潮下的全球经济合作格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全民创业环境愈发成熟,科技、产业、市场、资本等创新要素日趋成熟……鼎韬认为,中国即将迎来产业创新发展的最佳时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中,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创新模型。我们也相信,像硅谷、纽约、伦敦及新加坡等全球知名创新中心一样,中国式产业创新体系的发展成熟过程中将诞生出全球知名的创新城市及龙头企业,并将全面推动区域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发展。
在中国式产业创新孵化模式研究的下篇,鼎韬将针对区域如何构建城市产业创新中心的实施和操作路径进行更多分享,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