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最大的慈善 激励是最好的支持

近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和繁星公益基金签署捐赠协议，后者捐赠1亿美元设立“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推动浙江大学在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多领域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

据介绍，捐赠方繁星公益基金由拼多多创始人、浙大校友黄峥及拼多多创始团队发起并捐赠成立，致力于生命科学、农业科技等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

“浙大获捐1亿美元”新闻的最大亮点，不在于这笔捐款数额之大，也不在于捐赠方团队及主要成员的背景与身份，而在于指定的捐款用途——推动浙江大学在多领域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前不久，北京大学获中公教育集团创始人、北大校友李永新10亿元捐赠，为北大建校以来最大笔个人捐赠，指定的捐款用途也包括支持北大在基础学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

企业创始人以校友身份向母校捐款，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捐款支持基础学科和科技研发，都是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企业科技研发投入的一部分。因此，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捐赠支持科技创新的水平，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企业科技研发投入的水平。

有人批评中国企业家轻视科研，批评中国互联网企业“只专注于争夺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但如果看看中国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的科研投入情况，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数据显示，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几家主要互联网公司中，2020年上半年研发投入最多的为328亿元，最少的也超过30亿元。

另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2019年，A股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共计7597.84亿元，同比增长21.52%。截至3月12日，已发布2020年年报的A股上市公司中，153家公司披露的2020年研发费用共计272.16亿元，同比增长19.46%（增幅略降可能与受疫情影响有关）。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也是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的重要主体，研发投入成为衡量企业创新力的关键指标。同时，政府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也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新”的措施，包括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拓展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健全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

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对“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也作出专门部署，明确了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政策措施。

在创新驱动发展语境下，企业捐赠科技研发就是最大的慈善，政府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就是对科技创新最好的支持。两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