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旺盛的出行需求和拥堵的道路,一边是低效、空驶的车辆,创业者们希望用互联网的方式从巨大的出行市场中分一杯羹,他们能成功吗?
新浪科技 张楠
“市场总是喜欢新鲜的词汇,去年是SOLOMO,今年是O2O。现在市场对电商失望了,规模似乎不能解决电商的问题。接下去的热点,我想应该是M2O(Mobile to Offline,从移动互联网到线下)。”谈起自己公司的商业模式,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显得颇为兴奋。
在他看来,M2O领域共有三种主要的商业模式。第一类是团购,一个做起来非常困难的行业。“团购的支付和消费是不同步的,让用户通过预付的方式购买非当前消费的服务是多么困难啊,所以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折扣。”
第二类是优惠券模式,例如丁丁优惠、布丁优惠等,但是这种模式不能锁定用户,只能引导消费,所以作用很弱,现在基本上演化成了广告模式,商家按照展示广告付费,而不能按效果付费。
第三类是渠道预定,比如携程和酒店管家,一个基于位置的酒店预定APP。不过这种模式只介入了营销层面,没有参与服务本身,在产业链中处于比较被动和弱势的地位。
“很多酒店不愿意把房源给携程这样的渠道,他们甚至会在用户到店后跟用户说‘下次从官网预定更便宜’。”周航解释说,因为携程要拿走一部分分成,降低了酒店的利润率。
“不论是携程还是酒店管家,他们都只是一种营销渠道,很容易被取代。因此,易到用车不想仅仅成为渠道,而是想成为服务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周航说。
易到用车的“混合模式”
易到用车正在试图用互联网的方式在神州租车、一嗨租车等传统租车公司之外分到一杯羹。
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汽车租赁市场规模约200亿人民币,到2015年将达390亿,2011年到2015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8%。
在官方网站上,易到用车用“中国第一家专业提供专乘约租车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来描述自己。
他们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在用户端,用户可以用手机APP,或者登陆网站,随时发出订车需求,距离最近的车辆就会来接他。在车辆端,易到用车并不拥有汽车,而是签约了上百家专业汽车租赁公司。
易到用车建立了一套撮合和竞争机制,当用户下单预定车辆后,订单会被分发到数以百计的公司中,由他们自己选择是否接单,如果有多家公司接单,易到用车会根据距离、价格、服务质量等权重决定把这个订单派给谁。
当订单确定分派给哪辆车后,这辆车的司机使用易到配发的手机终端接单、计费,用户从易到APP中付费,不必与司机产生现金交易。
新浪科技在易到用车官网看到,目前他们提供中级(帕萨特)、商务(别克GL8)、高级(奥迪A6)、豪华(奔驰/宝马)四种车型,最便宜的中级车价格是20元/半小时或4元/公里。
“通过我们的参与,深度改变了原来的租车服务模式和流程。”周航说,“易到用车把跨公司的车辆派遣变为现实,我们的技术架构实现了服务过程的监控和后计费的模式,因此成为了服务的一部分。”
周航进一步解释说:“对于用户来说,他们面对的就是易到用车一家公司,我们为用户的使用风险负责。而在后端,易到掌握了订单的分配权,让汽车租赁公司之间竞争,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既不是很‘轻’(仅仅有一个线上平台)又不是很‘重’(没有车辆),而是介于轻重之间的混合模式,我们不想仅仅成为利益的附庸者,而是想成为链条的主导者、市场的控制者,这样才能将商业价值最大化。”周航总结说。
“社会化”打车
在租车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那就是打车。
“国外是买车成本低,打车成本高,因此租车是有竞争力的;国内恰好相反,因为人力成本低,所以打车成本低,比租车更有竞争力,所以我选择了社会化打车这个方向。”
2012年初,在阿里巴巴有着七年从业经验的程维杀入移动互联网领域,带着几个兄弟开发了嘀嘀打车。
嘀嘀打车的商业模式是,用户从APP中通过录音的方式下单,说出所在地和目的地,系统自动匹配附近的出租车。如果有出租车愿意接单,APP会立即显示司机资料、所在位置和到达所需时间。
“我们刚刚与十几家出租车公司签约,目前在嘀嘀打车中已经有上千辆出租车了。”程维介绍说,签约后已经给每个司机做了专门培训,并给他们的手机安装了嘀嘀的后台APP。每次叫车,用户需要多支付3元,嘀嘀和出租车司机各得1.5元。
程维承认,嘀嘀打车并不能解决高峰期的打车问题,“这不是一个公司能够解决的事情”。“我们主要是想解决夜间等非高峰时段或者偏远地段打车的问题。在这些地方,乘客很难打到车,出租车又很难找到客人,有的出租车每天因此空驶100多公里,这就是需求。”
谈到拒载,程维说,那些拒载的司机可能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马上要回家了,如果你要打车到相反的方向,他们当然会拒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撮合与他回家方向相同的乘客。”
摇摇招车也是较早进入社会化打车领域的创业公司,CEO王炜建给新浪科技算了一笔帐,北京有6.7万辆出租车,每辆车每天大约有30个订单。假如社会化渠道的订单数量能够占到一半,每单收3块钱,那么仅北京一座城市,就是每年超过10亿元的大市场。
不过,他也坦言,社会化打车模式初期并不好做。“我们现在有1000量出租车,很遗憾,成功率并不高,大约只有50%~60%。因为用户和车辆都太少了,需求匹配的概率很低。这个模式想要走通必须要坚持,当车和人的数量都上来之后才能有更好的体验。”
“浅灰地带”
“我搭车”是另外一种出行APP,它通过撮合车主和乘车人,试图搭建一个搭车平台,提高汽车的利用率,挖掘汽车空载的剩余价值。
但是,让“我搭车”CEO王一禾郁闷的是,他与易到用车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政策风险。
“由于要考虑到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代驾服务一直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易到用车CEO周航透露,国家并没有明确说代驾可以做,也没有明确说不能做,但是需求非常旺盛,现在国内的上万家租车公司几乎全做代驾服务。
周航笑着说,如果没有代驾服务,一年一度的两会可能都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们使用的全是代驾服务。
为了合规,易到用车的解决方法是“租车的租车,租人的租人”。也就是说,易到用车先与汽车租赁公司签署租赁协议,再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务合同,相当于签了一个三方协议。对用户来说,易到用车是个代理方,同时代理了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
“代驾最大的风险就是被交通部门按照非法营运(即黑出租)处罚,但是被判定为非法营运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在大街上、陌生人、讨价还价、以盈利为目的。”我搭车CEO王一禾表示,无论是搭车还是带驾驶员的租车,都很难同时具备上述条件。
“预计交通部门不久之后就会针对代驾出台相关政策,目前确实是个灰色地带,但是是‘浅灰’不是‘深灰’。而‘浅灰’往往就是未来的金色地带。”王一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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