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树立互联网思维 增强智库服务功能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树立互联网思维，增强智库服务功能，狠抓工作落实，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服务，值得思考和讨论。

一、大数据的挑战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维

今年两会，“大数据” (big data)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表明我们对大数据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大数据》一书的作者维克托认为，2020年世界将进入大数据时代。当前信息产业发达国家，如美、英、德、日等国已经将大数据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它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及解释、运用的能力。数字主权将是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又一个大国博弈的空间。

大数据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的海量数据。或者说，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大数据技术，是指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适用于大数据的技术，包括大规模并行处理（MPP）数据库，数据挖掘电网，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互联网，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

大数据具有4个基本特征：一是数据体量巨大。二是数据类型多样。三是处理速度快。四是价值密度低。就是大数据有4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eracity（真实性）。

大数据的作用：第一，对大数据的处理分析正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第二，大数据是信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引擎；第三，大数据利用将成为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第四，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手段将发生重大改变。例如，抽样调查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大数据时代，可通过实时监测、跟踪研究对象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海量行为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提出研究结论和对策。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地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大数据的运用广泛，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百万图书的挑战（Million Books Challenge）”问题。这是一种形象说法。科研资料总量的快速增加，文献资料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阅读能力所能处理的范畴，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着“百万图书的挑战（Million Books Challenge）”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计算机处理模式和分析方法，各类依托计算机存储媒介数字学术资源的开发，基于复杂运算和分析的计算机模拟与实证，基于事实与证据的商业预测与案件证据推理等研究议题广泛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知识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与表现方式。尤其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艺学、民族学等多个人文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并组建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形成了国际数字人文机构联盟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两大数字人文研究联盟。

第二，数字资源的采集、加工和处理对研究成果的获得作用日益显著。目前，海量的图书、报纸、期刊、照片、绘本、乐曲、视频等人文资料被数字化，并在互联网上被提供给研究者存取利用。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据资源相对于数字文本、数字文献等数字信息资源，来源更加广泛，数据粒度更小，记录单元更加碎片化，结构更加多元化。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资料的汇集、保存和综合利用将更加依赖计算机的辅助。传统社会科学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分析技巧的缺失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实现，计算机分析处理能力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科研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人文及社会计算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出现了三类新的研究思维：

第一，开放与全过程研究思维。以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为最终成果，再利用主要以文献引用、转述和评论等为主。而数字人文研究可记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完整过程，资源化的原始数据、中间成果得以立体化应用，再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国外以在线实验室、项目网站、开放数据集、项目论坛、项目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立体开放研究思维普遍确立，可参与性大大增强。

第二，碎片化重组研究思维。大数据环境下，社会科学研究更加注重片段数据、海量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清洗与分析，通过碎片化重组，深度揭示难以处理或无法预知的科学问题，准确预测未来一些不确定性东西。比如，2008年，谷歌的一支研发团队利用在网上收集到的海量个人搜索词汇数据，赶在政府流行病学家之前两星期预测了甲型H1N1流感的暴发。这样的事情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掌握了大数据后，谷歌做到了。

第三，计算分析研究思维。以往社会科学研究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也主张采用是非论断，采纳或拒绝某一特定假设，是采用确定性、因果关系的研究思维。在大数据环境下，社会科学研究可采用计算分析思维，对相关命题进行趋势分析。

在上述研究思维体系下，跨学科协作、跨平台协作、海量资料加工以及社会科学的计算化趋势日益明显，并将涌现出若干研究取向与热点问题。

二、互联网思维与智库发展

美国学者肯尼斯·赫文、托德·多纳共同撰写了一本书《社会科学研究：从思维开始》。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思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数据时代，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智库发展？首先要研究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是一个多元概念，本质上是一种非线性思维。一般认为，互联网思维指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互联网思维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民主、开放、平等”。

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对市场来说，过去，主要是企业说了算；现在，用户也能说了算。过去，主要是老板说了算；现在，员工也能说了算。主要让用户和员工说了算，而不是主要让企业和老板说了算，这是对整个企业运作思维的彻底颠覆。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要让用户说了算？不是因为企业的境界更高了，而是因为用户的权力更大了。今天，用户在微博、微信上的自由表达和随手转发，可让企业一夜爆红，也可让企业瞬间贬值。

在这个瞬息万变、用户说了算的时代，我们必须以用户为中心、全方位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企业必须让更懂得用户情况的一线员工说了算，让他们拥有更根本性的自主决策权。企业内部管理的思维，要相应的从控制思维，变成放权思维。而整个的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必然需要做颠覆性改变。

什么叫开放？开放就是打破边界。外部的资源可以顺畅的进来，内部的资源可以顺畅的出去。过去，我们常常讲整合资源。什么叫整合资源？就是设法把资源拿过来，为我所有甚至为我独享。但现在，我们要讲聚散资源。什么叫聚散资源？就是需要的时候，资源都可以顺畅进来，不需要的时候，资源就自然散去。无论是资源的进来还是出去，都是自由的。所以，未来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都将是平台型企业。什么样的平台？资源聚散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一定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什么叫平等？平等就是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主仆之别，大家相互尊重、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网络是没有层级之分的，虽然网络上的节点有大小的不同，但是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是一个中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中心。

企业和用户的关系，是平等的。互联网时代的用户，将不仅仅是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他们还会参与到包括产品研发在内的整个制造流程当中去。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工业时代，员工是从属于流水线生产和金字塔结构的，因为机器比人更重要，团队的纪律性也远比个人的创造性重要。但互联网时代，人的创造性变得空前的重要。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中央的重大决定。我们要坚持“忠诚、创新、开放、和谐”的方针，树立互联网思维，强化“六个意识”，加快智库建设的转型升级。

第一，强化危机意识。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近年来，各种研究机构不断涌现，智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众所周知，为经济与改革定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为各路智库、机构与研究者们“推销”各自改革方案的隐形赛场。海尔CEO张瑞敏常说：“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 腾讯马化腾说：“外面的人给你很多掌声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我们要看到各种智库发展速度很快，随时有被挤压、被超越、被淘汰的危险。因此，要努力克服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倾向和情绪，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

第二、强化服务意识。

不绷紧质量的弦 , 弹不了市场的调。智库作为生产思想和对策的研究机构，其主要目标受众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于社科院来说，我们的用户就是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我们提供的产品就是思想、建议。我们要牢固树立用户至上、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想尽一切办法，拉近与用户的距离，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和消费行为特征，让用户参与产品的设计和策划。要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为用户提供超过其期望的产品或服务。唯有我们所提供的思想和建议得到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的认同，天府智库才有存在的必要。

第三，强化创新意识。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是智库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创新精神贯穿研究全过程。要提高智库专业化水平，熟练掌握和运用智库研究工作所专属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手段。要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中国实际、四川特色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要建立高效的智库运行机制，积极探索简约、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模式。

第四，强化人才意识。

长才靡入用，大厦失巨楹。一个智库能否持续推出公信度高的分析报告和影响力大的对策建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究人员的素质和厚度。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要将专业背景深厚、研究视野宽阔、话语权和影响力强大的学者纳入麾下，形成成熟的人才结构。要推出一批能够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善于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人才。要造就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能够在国际交流中直接对话、有实力争取话语权的中青年学术英才。要适应智库的对策和应用研究的特殊性，改变原有的偏重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启用不同年龄、学术背景各异的复合型综合型人才。要建立人才流动机制，选派专家学者到各级党政部门挂职锻炼。

第五，强化开放意识。

有企业家说：“现在全世界都是我的资源，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世界就是我的人力资源部”。开放的最终目的就是有效聚散内外部资源，提高竞争力。要积极实施学术“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提升天府智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要加强与国内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的研究网络。邀请海内外高端智库知名学者特别是对所在国政府或执政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来访和讲学，定期举办各种层次的智库研讨会、大型论坛和学术会议。

第六，强化品牌意识。

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与政策影响力，要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精心打造“拳头产品”，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建立强有力的研究成果推销机制，提高市场营销能力。利用网络媒介提升天府智库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推销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

三、大国崛起与成长的烦恼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各领域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在崛起过程中，遇到了“少年维特的烦恼”。 大国崛起与成长的烦恼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互联互通的结果，客观需要我们的科研工作也要树立信息交互、知识分享的互联网思维，自觉将我们的研究领域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行“跨界思考”，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一）中国能否摆脱 “修昔底德陷阱”魔咒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两国均遭毁灭。

面对中国发展，有些人认为发展起来的中国必然成为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牛魔王。中国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魔咒吗？目前，我国地缘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周边很不平静。对此，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了《世界邮报》的专访。他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3月27日，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中国睡狮描述为“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人的血脉里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将始终做一个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虚心学习的国家”，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社会的担心。

（二）地缘政治风险的隐性危险已经显现

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乌克兰流血冲突迭出，俄罗斯和西方的对峙日渐升级，印度迎来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新总理莫迪，南海摩擦有加剧之势，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今年以来的这一连串事件，使地缘政治风险进入了危机后经济分析的视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和《金融稳定报告》中都用非常醒目的篇幅强调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威胁。

虽然地缘政治动荡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运行似乎并没有受到非常明显的直接冲击，市场对地缘政治动荡并没有太多担心。但是，地缘政治风险的隐性危险却已经显现。全球化推进明显弱于预期，全球楼市普遍趋冷，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明显上升。

目前，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这三重隐性危险尚未达到改变世界经济复苏大势或引致金融危机的量级，这些危险还处于不断升温的初级阶段。但是，一旦地缘政治冲突在年内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在积聚之后骤然显现，可能会带来市场更大的恐慌之中。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三）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困境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困境，已经进入增速持续放缓的新阶段。三大困境包括：

第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放缓。劳动生产力增速放缓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各个部门创造净财富或经济增加值的能力下降。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不能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财富，反而是巨额社会财富的毁灭。二是中国整体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包括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成本均大幅度上升）。依靠低劳力成本、低环境成本、低能源成本实现高速增长的数量型扩张模式无法继续下去。

第二，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一次性”发布了10年基尼系数，十年均超0.47，中国基尼系数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水平。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会严重遏制低收入老百姓的消费，而且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

第三，资源、环境破坏巨大。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重金属污染、食品药品质量等，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峻程度。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许多环境污染是不可逆的，需要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才能复原，有些甚至永远不可能恢复了。

上述三大问题必须上升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期战略高度来把握，来研究，来解决。需要从思维方式、思想方式、政治体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转换和改革。

（四）利益固化的藩篱有待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斗号角。然而，在一些地方似乎动静不大，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反应不够强烈，内生动力不足，存在坐而论道多，攻坚克难少；规划设计多，付诸实施少；小打小闹多，啃硬骨头、涉险滩少等问题。

目前，利益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群体“权大利丰”不愿革自己的命。目前，改革已经濒临深水区，重点应是扩大民主、简政放权、还权于民，但要官员革自己的命比较难。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获利丰厚，对此爱不释手，怕既得利益受损，对改革态度消极，裹足不前，使改革内在阻力加大。

二是先富群体“盆溢钵满”不愿减自己的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先富阶层捷足先登，是这项政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许多地产大亨、商业巨头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但他们的一些人似乎有大小通吃、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毛病，在捞得第一桶金、赚得盆溢钵满之后，就想维持现状，害怕进一步深化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奶酪，依然把“权宜之计”当作“不变之策”。他们恰恰忘记了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观”，忘记了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改革的终极目的，当把手段当成目的时候，必然偏离改革的方向。

三是垄断群体“一股独大”不愿破自己的垄。在改革之初，为保持相对稳定，防止大起大落，对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因其与国计民生联系较为紧密，继续实行“特殊垄断”、独家经营，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如果不加改变，就会损害公平竞争，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由于缺乏竞争，一股独大，导致行业暴利如同野马脱缰，难以驾驭，其经济收入与其它行业明显拉大，导致社会分配不公。

（五）意识形态的斗争无处不在

社会科学领域的斗争异常复杂、尖锐。据有关人士指出，社科院内存在“四大问题”：穿上学术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换言之，有的学者吃里扒外，充当内鬼，出卖民族利益。

1899年，基督教在华的最大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说：“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课题是重新考虑我们如何控制中国舆论；如何对中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学府取得更多的管理权的问题。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背。”西方人这种在做精英阶层“思想工作”的传统于今犹然。

科学无国界，学者有祖国。当今世界远不太平。后冷战时代，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在无声的较量中更加细化、深化了。保持政治的敏感性不是一句空话，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对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地方社科院，我们也要认真深刻反思，看看是否存在以上问题，绝不给这种“吃里扒外的内鬼”以任何生存空间。

四、正视差距与狠抓落实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到，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2011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就“抓落实”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幅社会反映的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这是对文山会海现象的讽刺。习近平同志认为，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关键在于落实。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为此发表了“一心为民，干在实处”的讲话。我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在“落实”上狠下功夫。

（一）抓落实是一种政治责任

领导干部要把抓落实作为履职尽责的本分，紧盯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保持定力，不分心，不走神。要有钉钉子的精神，紧盯重大课题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懂得，处在领导岗位，实际上是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是一种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的责任，不能满足于部署了，发文了，必须带头到一线、下深水，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主动推动工作落实，担当该担当的责任，不能“怕出错不愿干事、怕麻烦不愿抓事、怕吃亏不愿揽事”。要集“干净”与“干事”于一身，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清清白白做官，更要敢于尽责、勇于担当，始终保持一股冲劲、拼劲、闯劲，切不可为官不为，逃避责任。从严治党，既要反腐倡廉，让广大党员干部清白从政、干净为官，也要反庸治懒，刹“不为”之风、换“不为”之将，让广大干部争先干事、为官有为，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二）抓落实是一种优良作风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而成于实。谋事，就要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精神、部署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作出符合当地实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干事，就要真刀真枪，人一之、我十之，往实里做，往深里做，不浮在面上。重实干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察实情出实招，少开会少发文，不做表面文章，多到田间、企业和群众中去，掌握实际情况，找准主要矛盾，沉下心来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要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不回避矛盾，遇到困难不绕道走，积极创造条件打开工作局面。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很多、肩上的责任很重，干部职工要“争当干将、不作谈将”，要真正做到决策定一条是一条，条条算数；承诺说一个做一个，个个兑现；工作干一件成一件，件件落实。

（三）抓落实是一种为民情怀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清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真正为民谋利。要把做事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上，把做事的着力点放到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打好基础上，把做事的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多办利民惠民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要坚持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深入开展“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了解实情，推动工作，为民办事。

（四）抓落实是一种检验标准

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党员干部在任何岗位上都要有所作为，敢于树立雄心壮志，勇于追求更高目标，善于抢抓发展机遇，埋头苦干，多办实事。要改进政绩考核方式，科学评价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引导各单位、各部门取得没有水分、经得起检验的实绩，反对做表面文章、务虚功，甚至弄虚作假。

现在有个别干部不想干事，功利意识大于责任意识，权力意识大于服务意识，在岗不敬业，谋人不谋事，研究关系不研究工作。全院干部职工要真正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责任体现在“敢干事”上、把才气展现在“会干事”上、把目标落实到“干成事”上、把底线把握在“不出事”上。要把抓落实、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形成崇尚实干、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对那些违背求真务实精神，不抓工作落实的各种不正之风和错误做法，要坚决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也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对屡教不改，给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那些作风不正派的人，决不能袒护姑息。

实干就是能力，落实就是水平。我们要深刻认识大数据的挑战，树立互联网思维，切实增强智库服务功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做出新贡献！